学术的中年

1965年，杨义以优异成绩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他怀揣着家里几十块钱的全部积蓄，背着一条没有被套的被子来到了京城。南方的贫苦生活使他惯于赤足着屐，虽然为上体育课而特地买了一双球鞋，但仍嫌球鞋夹脚，便脱鞋跳远，被北方同学引为笑谈。20余年弹指一挥，当年一贫如洗的穷学生如今成了学富五车的学者。作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杨义至今已有25种学术专著问世。此外，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下子推出了洋洋大观的9卷12本《杨义文存》。在学术专著难于出版的今天，最重要的国家级出版社为一个中年学者作出如此大的动作，实属罕见。正如冯至先生的《十四行集》被朱自清先生誉为“新诗的中年”，用“学术的中年”来比喻《杨义文存》也许并非过誉。

杨义出生于广东电白县海边的一个贫寒家庭。也许正是大海的辽阔与博大，给予他后来表现出的宽广而深邃的学术视野。他从阿爸吟哦的《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论语》等诗文中得到启蒙教育，而一本残破的《三国演义》使他嗜书成性，以后的生活他一直以书为伴，也从书中得益颇多。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后，杨义考入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师从唐和王士菁先生，从而开始了苦中有乐的学术之旅。

杨义因洋洋洒洒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而饮誉学术界。当年他进入人才济济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不久，就提交了150万字《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个人科研计划。在那样一个“集体撰史”蔚然成风的时代，一个赤手空拳的青年学人，完成如此巨大的学术项目，这可能吗？杨义默默无语，在众人的疑惑中，他埋首书海，孜孜以求，为这个既不列入所、院和国家重点科研计划，就是在本研究室的七个项目中也排行第七的学术项目“十年磨一剑”。想不到的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面世后，与杨义并不相识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教授夏志清来函称赞作者“博学、细心”；第二卷出版后，他又预言“《小说史》全书完成，杨义的名字必将永垂不朽”；第三卷出齐后，他说，杨义是新一代“治小说史文学史第一人”。已故的王瑶称该书“体大思精，多有创见”；新加坡国立大学王润华教授认为《小说史》是“近几十年来最有突破性、最有见解的文学史”。该书与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一道，被评为中国社科院首届科研成果奖，被列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十部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之一。该书还是众多高校的文科教材和现代文学研究生必读书，国外一些著名高校以此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基本参考书。为了该书的写作，杨义阅读了2000多本书和大量原始文献材料，与上百位名作家及其亲属进行学术通信。书中见诸于标题的作家就多达110余人。评及了600多位作家的作品，论述了30多个文学流派、社团和作家群。以大量翔实的原始资料和新颖的创见，为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增添了精彩的一笔。而这个项目的科研经费，只不过是杨义曾在文学所财务室报销的20块钱。难怪原中国社科院院长胡绳称之为“地下工程”搞出了大成果。

杨义在学术上对古今中外的贯通可以从《杨义文存》中得到印证。如果杨义仅有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也就罢了，让人叹服的是，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后，又推出了别具一格的《中国新文学图志》，该书被萧乾先生称为“这将是文学史上一部旷世奇书，图固然稀罕，更有嚼头的是一篇篇短文……”众多学者也予以很高评价；在古典文学领域，他推出了洋洋43万字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该书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楚辞诗学》也让学界大为称道；不仅如此，杨义的研究领域还扩展到了中西方文化比较。《杨义文存》的卷首之作《中国叙事学》即是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杨义认为，东西方文化是两个有所相交却不同心的圆，随着现代信息的加速，相交部分增大，但没有改变其不同心的状态。世界现代文化是在多元共构的张力中谋求更新、发展和交融的。杨义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中说，我们要给中国文学和文化发一张中国式的身份证，让它与现代世界进行对话和交流。探索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体系，这就是杨义撰述《中国叙事学》的文化战略思路。《中国叙事学》则体现了杨义力图建立与西方文化体系可以对峙互补的叙事学体系这一学术理想。